虽然内蒙古自治区并非中国面积最大的省股票配资客服，但却一定是观感上让人觉得最“长”的一个，内蒙古东西两端横跨29个经度，直线距离更是达到惊人的2400多公里。
可就在这片广袤土地的东段，却有一处扎眼的存在，那就是邻近的蒙古国竟直接贯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版图，将本还宽敞的南北距离，挤得只剩下165公里的空间。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难不成还是源于丧权辱国的条约？亦或是某次谈判的失利？以至于让蒙古国的领土向中国方向“突进”了300多公里。
但答案却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这背后藏着的，反而是几代人为一口水、一片牧场、一线边民生计所做出的选择，更是一段“中国为什么能稳住北疆”的历史答案……
因地制宜的划界
关于这三百多公里的突进，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的雍正年间。
那时，蒙古各部都臣服于清廷，内外蒙古的概念也已经初具雏形，分别由内札萨克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两部族所占领。
然而，统一的归属却并没有终结两大部族之间的争端，在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各蒙古部族依旧为了水资源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贝尔湖，这座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的淡水湖，是呼伦贝尔草原南端最重要的水源地。
彼时，湖区周围居住着势力强大的喀尔喀蒙古和归附清朝较早的巴尔虎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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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牧习俗和部族势力的差异，双方为争夺水源和草场，常年械斗不休，于是，清政府为了边疆的稳定，决定介入调解。
雍正元年，朝廷派遣官员，跋山涉水，耗时数月，对湖区进行了实地勘察。
官员们发现，喀尔喀蒙古人口众多，牲畜规模庞大，他们世代游牧的范围覆盖了贝尔湖的绝大部分地区，至于巴尔虎蒙古的活动区域，则主要集中在湖的西北一隅。
延续这种历史惯性，雍正帝采用了“因地制宜，平衡部族”的原则，根据部族的“实际使用习惯”和“势力范围”划定了界线。
最终，清政府将贝尔湖93.4%的湖面和环湖草场划归给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的前身，仅将西北角仅剩的一小片划给了巴尔虎蒙古，终止了这场争端。
这个决定，看似不公，却是当时清廷维稳边疆、平衡部族关系的“实用主义”政策。
喀尔喀蒙古因获得绝大部分水源而心满意足，巴尔虎蒙古虽然吃亏，但获得了清廷的正式背书，也算乐得其所。
可以说，正是这条根据“使用习惯”划定的部族界线，使得喀尔喀蒙古的领土顺着贝尔湖和哈拉哈河的水系，向南延伸了三百多公里，形成了地图上那个“突进”的雏形。
而这条用石堆、木桩标记出的曲折界线，也在之后的数百年里，成为了外蒙古与内蒙古之间默认的地域分野，这便为日后国界线的划定，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卖土求荣的妥协
如果说，清朝的划界只是确立了“突进”区划的雏形，那么，真正将“部族边界”固化为“国界”的，就要属北方邻居俄国，对中国疆界步步蚕食的结果了。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国力衰微的清政府就已经无力控制边疆地区。
而看准这个空挡，沙皇俄国便趁机将扩张战略的重心转向了外蒙，并不断通过经济收买、军事威慑和政治拉拢等手段，对外蒙开启了全方位的渗透。
它先是在库伦设立银行分行，通过操控高利贷贸易的方式，打压华商，并掠夺当地的金矿。
此后，又以“义和团威胁”为借口，派驻哥萨克骑兵，暗中向分裂势力提供军火支持。
最后，俄国则是彻底撕破了伪装，直接向库伦活佛赠送巨额珠宝，以此来收买统治阶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土崩瓦解，中国政局动荡，沙俄抓住这个时机，直接怂恿外蒙的上层王公发出所谓的“独立”宣言。
对于这种公然分裂本国领土的行径，中国自然是坚决抵制，因此，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的态度始终保持一致——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国力的衰弱终究使这种“不承认”的倔强只能停留在名分上。
俄国通过签订《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在外交上“舍实求名”。
而中国谈判代表陆征祥、孙宝琦，在弱国外交的困境下，也只能留住对外蒙的“宗主权”以及“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理依据，以期为日后收回主权保留火种。
至此，外蒙的驻军、设官、移民、通商等实际权利，纷纷被俄国吞噬殆尽，外蒙也就此彻底归入了俄“保护国”的辖制范畴。
其实，尽管此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外蒙，但由于各种历史证据的保留，也并非没有机会让这一问题重回谈判桌上。
但俄国扩张的惯性，显然不会留下这样的机会，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之际，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直接做出秘密决定，彻底钉死了外蒙的命运。
1945年2月，为了争取苏联对日宣战，美英在未告知中国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直到会议情报泄露后，才逐步获悉了这一秘密。
不过，面对一个军事力量不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苏联，外加一个急于结束战争、希望苏联尽快参战的美国，蒋介石显然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层次的外交困境。
再加上斯大林后来还传达出极为强硬的态度，明确表示：“外蒙古对苏联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将直接威胁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安危”，让老蒋自己看着办。
这蒋介石哪还敢再有半分意见，直接选择“以领土换支持”的妥协方案。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亲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了在外蒙古举行全民公投，而在苏联的暗箱操作下，最终结果是98.4%的投票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并以其“现有之边界”作为中蒙界限。
至此，中国从法理上彻底丧失了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更可悲的是，蒋介石自以为苏联会遵守的承诺，也并没有被严格地贯彻落地。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在内忧外患和强权政治下，对领土主权做出的一次最沉重、最无奈的牺牲。
而这个结果就是，蒙古国向中国方向突进的300公里领土，就像一道疤痕，时刻牵动着两国的命运……
以稳促和的方案
至于最后一次关于边界问题的讨论，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此时，中蒙边境留下的是一条长达4000多公里的“烂账”，由于两国在地图上有很多区域都对应不上，这就导致一些草场的划分与水源的归属时常成为争议的焦点。
当时的蒙古国，仗着苏联的撑腰，一度派兵占领了整个贝尔湖，试图要求按照所谓的“实际控制”将全湖都划归自己，以此来解决最大的边界线争端。
而面对这种强占的姿态，中国领导人却秉持着高明的外交理念，灵活、智慧、却又不失风格。
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总理制定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条铁律”：尊重历史形成的实际管辖线；充分照顾两国边境居民利益；以及最重要的互谅互让、友好协商。
这套方针的核心是，不要纠缠于已经无法改变的“旧账”，而是着眼于“解决问题，稳定周边，以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
于是，在贝尔湖的谈判中，中方代表向蒙古国痛陈利害，坚定维护贝尔湖作为周边牧民生命水源的重要地位，拒绝因政治划界而断绝中国牧民的基本生计。
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谈判，看到中方一步不退的态度，蒙古国也终于服了软，同意将贝尔湖西北角约40平方公里的水域归还给中国。
1962年12月26日，中蒙两国签订《中蒙边界条约》，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长达4698公里的边界线，也承认了因牧民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向内“突进”。
不过与此同时，也在确保双方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为中国牧民夺回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空间，即便这一“突进”在今天看来或显扎眼，却也断不会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阻碍……
可以说，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解决绝大多数的陆地边界问题，靠的从来都不是武力，而正是这种“尊重历史、立足现实、友好协商”的政治智慧。
地图上那块“突进”三百多公里的土地，是清朝部族治理的遗迹，是近代中国国力衰弱的烙印，但同样也是新中国以稳定求发展的体现。
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蒙两国成为了友好邻邦，而这条边界线也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开辟了道路。
如今，中蒙两国在边界管理、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尤其是贝尔湖的水资源共享，更是成为两国友谊与互信的新象征。
这恰恰证明了，即便是已经无法挽回的历史，也终将在理性与和平的框架内，找到最终归宿的答案……
参考文献
《清末民初沙俄对外蒙的渗透简述》张庆
《清末民初外蒙脱离中国的原因简析》张庆
《论蒋介石与中苏外蒙古问题交涉》朱昭华
《蒋介石外蒙政策研究》杨亚男
《外蒙独立始末与中俄关系》孙若扬
《外蒙古独立中的中俄(苏)原因探究》张庆
《北洋政府与外蒙古之分裂》李延红、任红
《中蒙关系的建立与两国边界划定研究》达西浩日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老一辈革命家与边界问题研究之一》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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